1993年上映的《霸王别姬》改变了张国荣从影生涯。
1993年电影《霸王别姬》改变了张国荣,也改变了亚洲电影。剧中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为了演好京剧「霸王别姬」中的旦角虞姬而深陷故事,爱上戏里虞姬的丈夫项羽以及扮演项羽的的小楼。《霸王别姬》看似是亚洲同志电影的先驱,片中对於同性恋情的诠释却也引起众人非议,而张国荣作为主演,本人又是一名酷儿偶像,他如何看待《霸王别姬》以及他所饰演的程蝶衣呢?
哥哥,张国荣演活过许多角色,《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便是其中之一,这个角色出现在他二十多年从影生涯的中段,确立其演绎风格与发展路向。他把程蝶衣演成了自己的版本,自此程蝶衣与他难分难解。
本文从程蝶衣和《霸王别姬》说起,不是要谈两者之於张国荣的表演艺术、之於香港流行文化有多重要,而是讨论性别(包括性向)在张国荣身上并非一个或多个身分,而是打破身分之界线与局限的表演。张国荣的表演就是「性别表演」,要进一步剖析,先引程蝶衣为例最为合适。因为这是他饰演过的众多角色中,第一个「名正言顺」喜欢男人的。
我们可以基於程蝶衣喜欢男人,就称他所在的《霸王别姬》为同志电影吗?这之间的关系似乎没那麽顺理成章。事实上,导演陈凯歌在为关锦鹏的纪录片《男生女相:华语电影之性别》(1996)受访时就毫无念悬地表明,「我并没有以这个(同性恋)主张作为我拍摄的基础。」
若熟悉《霸王别姬》、同志圈与性别研究圈对其之阅读,便会知道陈凯歌在改编李碧华的同名小说时,改写了结局,惹来淡化同性恋、将同性恋异性恋化,甚至是恐同的指控。假如《霸王别姬》果真是一部恐同电影,那麽找张国荣出演,便十分矛盾。
身为演员的本分
我们无从得知陈凯歌对张国荣有多(不)了解,演员的真实性向与所演绎之角色的性向大可截然相反。异性恋演员可以演同志(甚至大有人在,且被视为对演技的挑战),疑似恐同的导演也可以拍同志电影,并获国际性的电影大奖认可为佳作。
令人好奇的是,相较於陈凯歌,对性别应是别有一番思考的张国荣如何看待此恐同指控及该片对男同性恋与阴柔气质的负面呈现。2002年他受邀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在演讲中指出,李碧华在原着小说中对同性恋的处理是「明显、宽容和自然的」,电影版却「充满了极端的『恐同意识』,扭曲了同性恋独立自主的选择意向。」
他认为陈凯歌对同性恋的处理「过分压抑」,也提到同性恋题材向来难以通过中国的电影审查。他一方面对陈凯歌表示体谅,另一方面则强调,「作为一个演员,我只有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演好程蝶衣的角色,把他对同性那份义无反顾的坚持,藉着适当的眼神和动作,传递给观众。」
若没有针对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审查,及上述这场恐同争议,那麽,这番话也不会这麽特别,顶多证明张国荣很敬业。然而,任何一句话都非无中生有,而是有其产生的脉络,张国荣这句话的脉络便是电影审查对同性恋的打压;若进一步将其放到更大的脉络,则会是当时(如今呢?)对同性恋不友善的电影圈、娱乐圈及养出这些圈子的社会。他所说「对同性那份义无反顾的坚持」就不只是在描述程蝶衣,也可套用在尽本分演活程蝶衣的张国荣身上。
张国荣在《霸王别姬》中饰演程蝶衣一角。
本文之初指出张国荣的表演是「性别表演」,这性别表演不只是指他有能力演活不同性别与性向的角色——包括他大部分被分配、与他性向不一致的异性恋角色,以及像程蝶衣般在「恐同」文本中苦苦挣扎的同性恋角色——这性别表演也是指藉由其演出所发动的一场性别革命。
「平衡」即「革命」
演讲最後,张国荣这样总结他对程蝶衣的演绎:「我以为一个演员应该义无反顾,为自己所饰演的角色创造生命,如此演员方可穿梭於不同的生命,亦让角色真实而鲜明的活起来。但在拍摄过程中,作为一个演员,我的演绎必得平衡导演对同性恋取材的避忌,而我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
「平衡」是他在《霸王别姬》中的表演策略,与该片及这场演讲相距20、30年的今日不妨幻想,一个无需平衡的世界会是如何?如今失去了张国荣的这个世界又是否仍需或更需平衡?
张国荣终其一生都在平衡。如今回顾,这「平衡」实在是说得太客气、太谦卑,因为他的平衡就是革命。他,如同程蝶衣,是在不平衡的世界里表演,不平衡的世界是他们表演的脉络,这脉络使他们的表演成为,也必须是革命。
在《霸王别姬》中,张国荣的表演策略是「平衡」。
2000年至2001年的「热情演唱会」是张国荣在世时最後一场演唱会,为他设计表演服的是2020年刚办完告别秀的「时尚顽童」尚保罗高堤耶(Jean Paul Gaultier;如今已是「老」顽童了)。20年後再对该场演唱会进行搜寻,找到的多是美言,正如现在也不再有谁攻击张国荣的性别及性向。
毕竟,他已是神坛上的「哥哥」,不好与茶余饭後供人大讲八卦的明星艺人同日而语。但走笔至此,还是要追溯几句当时香港媒体对他在演场会中束长发、穿裙子的揶揄与中伤,包括「贞子化身」、「扮女人」等。
如今多用力歌颂,都收不回曾无情丢出过的石头。但也因为这些石头,我们不只记得他在银幕、舞台上的一举手、一投足,也要记住这些表演都是硬仗。
这在距离他选择提早离世19年後的今天尤其重要,年复年的悼念中,他被追捧为酷儿偶像。但张国荣之所以酷儿(queer,起初用於讥笑同志,後性别研究与同志运动扭转其贬义,如今多与LGBT并列或强调不只认同某特定性别/向),或他的酷儿性(queerness)所在,不只是表演多美、多前卫,也是基於这些表演具政治性。
此政治性并未与他同死、继而消失,反而如遗物般,随其表演的录音/影被保留下来。於是,每当重听/看这些表演,除了赞叹与不舍,也应当思考其中的政治性如何在19年後,看似更性别进步的社会与世界仍然发挥作用。
Text by 陈颖|本名陈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英语学研究所博士生(文学组),亦为兼任讲师、影评人及译者。曾任台湾国际酷儿影展选片人、台湾国际女性影展客座选片人及台湾竞赛奖初选评审,现任台湾国际女性影展理事。译有《中国剩女:性别歧视与财富分配不均的权力游戏》、《伦敦的生与死:一部关於移民者的大城悲歌》、《卡卡女性主义》、《变装的艺术》、《胶卷同志:当代中华电影中之男同性恋再现》等,尤专於性别研究之学术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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